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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势及对世界的贡献(上)

时间:2017年02月16日 【字体: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本质是制度方案。其中,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对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制度方案,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从中国方案提出的背景、意义来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蕴含着智慧和力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历史形成、法律确定、实践发展的,其优势和作用已在中西方政党制度运行效果的对比中得到印证。中西方政党制度在政党关系、政党制度基本格局、政党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不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如何避免大民主损害国家长远利益、如何避免和纠正决策失误、如何治理腐败和开展监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构建现代政党制度以及协商民主实施方面对世界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和启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要通过赢得国际话语权提供中国方案,逐步构建科学和权威的中国政党理论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本质是制度方案。制度方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笔者认为,中国对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制度方案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既最具中国特色,也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纳了世界文明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实践的智慧结晶,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基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立场,我们对“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内涵、意义、框架、渠道、方式等的认识都会更加清晰起来。

 

  一、从中国方案提出的背景、意义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蕴含的智慧和力量

 

 

  作为对中世纪封建专制的革命成果,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长期以来被奉为民主的圭臬。“一人一票”更成为一些人心目中神圣庄严的人权和民主标志,垄断了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话语权,以至谈到政党制度时“言必称希腊,总觉得别人的菜有味,自己的肉不香”。当前,提出政党制度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是危机和困局让西式民主从神坛跌落尘埃:两党制和多党制不是“万能之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西方的多党民主、议会民主不但不是万能之药,而且无法为解决这场持续多年的经济政治危机提供有效的方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月2日的调查表明:71%的美国人不满意美国现在的发展方向。德国《商报》刊文指出:美国党派权力之争可能使金融市场改革以失败告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面对危机,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新思路,西方克服这场危机要花很长时间,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上进行重大转变。

 

  二是苏共垮台前苏联解体后26年来的演变表明:采用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具有极端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前苏联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政治制度上的大起大落最终导致了前苏联和苏共的剧变,教训发人深省。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在经济上采用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整整倒退十年;在政治上因照搬西方多党制而陷入寡头政治;在国际上丧失了大国地位。1996年,戈尔巴乔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没有实行中国那样的多党合作制,是苏共垮台、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2016年,戈尔巴乔夫表示:“25年后的今天,我为苏联不复存在而感到惋惜。”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41%的受访俄罗斯人认为,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迈向了“错误方向”[1]。

 

  三是第三世界国家从照搬西方多党制带来的噩梦中觉醒:中国式良政比形式上的民主更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在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推行这种政党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甚至战争连绵。正如法国媒体所说的:“不成熟的民主体制让混乱变得更难控制。”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3年4月6日,比尔·盖茨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盛赞中国民生的进步。他说:“短短30年,中国在民生领域、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时至今日,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重新审视自身的政党制度和民主道路。

 

  在亚洲,李光耀说:“除极少例外,民主制度并未给新生发展中国家带来良政。亚洲人重视的不见得与美欧相同,西方重视个人自由,而作为有着中华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重视政府的诚实高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黄朝翰指出:“中国要良政,而非不成熟的民主。”2014年5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说:“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孟加拉国《每日星报》刊文发问:“中国的成功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中国人口、民族众多。这与孟加拉国情况相似。对中国政府和民众而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创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特点之一是‘发展管理’。中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制度化的磋商。”[2]

 

  在非洲,《埃及新闻报》提出:应向中国学如何“捕鱼”[3]。尼日利亚媒体《这一天》说:50年前,中国和非洲处于差不多的发展阶段,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这应该使我们受到激励,殖民主义不能再成为我们做不好的借口了。“中国人成功地从贫困中发展起来,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中国是如何做到的,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以改变非洲?”[4]“非洲风向标”民调对非洲35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当被问及“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方面,你认为中国对你的国家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时,63%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力”[5]。

 

  在拉丁美洲,《牙买加新闻集锦周刊》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其发展的基础。这种制度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同,但却把庞大复杂的国家推进盛世。中国独特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包括9个政党。中国的多党合作制绝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党竞争体系,它诞生于中国革命,被认为最适应中国环境。在我们牙买加人还在坚持西方自由民主的传统时,中国的治理模式给出很大启发,让我们考虑那些带来稳定、纪律、秩序、效率和无障碍发展的理念[6]。

 

  四是中国发展奇迹不仅让中国人自信也让世界进行制度反思,“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应运而生。当“历史终结论”和“华盛顿共识”甚嚣尘上并占据国际主流意识的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存在深刻怀疑,不少人预测在“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下中国这座“东方柏林墙”会很快倒塌。然而,中国不但没有垮掉,而且在固有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下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引起了世界政要和各国学者的重新审视和评判取舍。

 

  特别是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中国奇迹”受到广泛好评,而且使“中国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更多体现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上。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最值得关注的是,福山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指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福山将其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一是西方难以企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7]。

 

  在上述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提出“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而且对于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其中当然包括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蕴含的政治智慧的自信。

 

  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向世界做出贡献的不懈追求和责任担当。为人类制度设计提供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要站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的中央。这是中国人民长久的梦想与追求。1956年11月,毛泽东提出:“再过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做出了公开的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要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责任,也标志着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已经来临。

 

  二是意味着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模式”的转段升级。21世纪初以来,“中国模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热议。2013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是中国模式和中国价值观。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很低调,但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有增无减。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8]中国官方从未提“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而是提“中国特色”。“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充分彰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中国方案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与西方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它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不提倡发展中国家照搬中国的发展道路,而是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可遵循,符合一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

 

  三是打破了西方对社会发展制度的话语垄断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控着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话语垄断权。近几年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与宪政。“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提出,表明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有智慧对社会发展制度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价值。西方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不应再是普世价值,而应降为区域理论和区域模式[9]。现在,世界对新的制度方案充满期待。提出中国方案,既体现了自信,也体现了担当,是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挨骂”问题。

 

  四是开创了不同文明对话的新模式。冷战后,国际思想界在世界发展方向上是迷茫的,对文明共生的出路存在困惑: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互相讨伐;道不同,互学互鉴。中国给出了文明共生的答案。习近平主张破解“修斯底德陷阱”和文明冲突论,主张寻求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方案以文明对话思维开启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系统思考,是对中外优秀思想文化和智慧的融会贯通,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处理相互关系、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方案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又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最大的自信是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既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孤芳自赏。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并不排斥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只有将自尊和尊重他人结合起来,才能进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同样,衡量一个国家政党制度优劣的标准并不在于采取哪种形式,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中西方应互相尊重对方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共同探索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印证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依据

 

  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依据,笔者拟从五个维度和五个范畴来考察。它们存在如下对应关系:

 

文化性维度-求同与存异

历史性维度-领导与参与

内生性维度-合作与协商

合法性维度-执政与参政

实践性维度-共存与监督

 

  1.文化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世界文明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之根。和合文化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求达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境界。和合文化的实质是坚持多样性的统一,在和合交融中寻找统一的结合点,寻求用和合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实现并育并行、共同发展,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契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文化的权威主义传统决定了必须依赖某种核心实现社会整合。这种力量既要是精神层面的,也要具有制度的合法性。这为我们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衍生出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群体利益的集体主义民主,为我国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制度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中国传统的儒法相融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参政党”的概念,但中国早在唐宋时就有了“参知政事”这一官职。

 

  2.历史性: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解决近代中国根本问题的必然选择。从近现代中外历史发展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国际格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在中国缺乏土壤和广泛的民意基础。多党制和议会制在多数人心目中似空中楼阁、飞来之峰。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这一中国的根本问题,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多党制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都与忽视土地这一根本问题、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有关。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并陆续北上参与建国大业。我们以前没有引起关注的是,这时离大决战开始尚有半年时间,国共两党实力相差仍然悬殊,各民主党派却毅然决然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跟共产党走。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共产党代表中国光明的方向。根据“领导者的唯一定义是拥有追随者”原理,这实际上意味着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初步形成。

 

  3.内生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符合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制度。到目前为止,所有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除了传统文化习惯、公民法治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经济基础。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经济落后,贫富差距和利益冲突都很大,票选就会失效,利益分配就势必会通过暴力等非正常手段来解决。这里的核心问题不是西方的“一人一票”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超越历史阶段、盲目照搬西方多党制,往往面临水土不服、南橘北枳问题。其实,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搞“一人一票”的。20世纪初,英国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90%以上,但仍没有实施“一人一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放开。美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全面实施“一人一票”。瑞士到1971年才实施“一人一票”。现代化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敢放开“一人一票”呢?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经济与政治已经基本脱离,即使大选出现变数,无论谁上台,也不会引起大的经济和社会波动;二是这些国家多是经济强国,国家有资本承受政治内耗,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三是整个社会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中产阶级已经成社会主体,社会相对和谐稳定;四是法律上制度上机制上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私有财产保护体系;五是轮流执政的各政党大多由精英阶层组成,拥有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的能力。邓小平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10]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创造了人类社会全新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真正实现了倾听民声、广集民智,做到了政治稳定、决策有效,确保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展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4.合法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经由法律确定的国家政治框架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西方一些人长期以来对我国进行质疑和攻击的一个焦点问题。所谓合法性,就是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同。这在西方多党制下主要表现为选举和票决。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邓小平早就说过:评价我们工作的标准是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2010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社会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高达87%,高居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首。5年半后,这一满意度又上升了2个百分点。2016年1月27日,法国益普索-莫里调查公司公布的全球国家发展方向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发展方向最受民众认可,8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方向正确,位居全球第一[11]。10月14日,法国益普索民调显示,这一满意度提升到90%[12]。关于民主党派参政的合法性问题,早在1949年协商建国过程中,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了这一点。1993年,根据民建中央的建议,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5.实践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长期实践而不断发展和完善。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决定在政党制度上不学苏联一党制,指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力阻民主党派解散,提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并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就是在邓小平提议下颁布的。江泽民提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发〔2006〕5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新的篇章。习近平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特别强调要加强政党制度的效能建设,着力点在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赋予民主党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新职能。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特别是多党合作制度确立60多年来,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坚持不懈地推进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完善和实践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它更能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愈加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历史形成、法律确定、实践发展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智慧和共同努力的结晶,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内在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这种优势和作用已在中西方政党制度的运行效果对比中得到了印证。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实践印证

 

  1.有利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票决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票决决策绝不等同于科学决策,在科学和真理面前不能简单靠少数服从多数,必须经过深入调研、科学论证、集思广益。亚里士多德说:多个头脑比一个头脑好。这里讲的是头脑,而不是手。我国的政党制度规定了民主党派有三大职责: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鼓励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出真知灼见,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避免中国共产党决策和工作的失误,实现科学执政。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与民主党派的民主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有利于实现民主执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强调互相监督,特别是共产党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各民主党派要勇于监督、善于监督。这有利于执政党将自己的活动自觉纳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进一步做到依法执政。

 

  2.有利于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西方选举民主的办法是投票表决,一旦决定了就一刀切。这在正处于利益格局多元多样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中,尤其容易引起各方利益冲突和社会不稳定。西方各政党在权力争夺中往往不择手段、相互倾轧,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往往导致社会四分五裂、动荡不安。2000年,墨西哥首次实现了执政党的轮替,举国上下欢庆终于实现了“民主”。但17年来,墨西哥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毒品犯罪愈演愈烈。前南斯拉夫原先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多党制之后,国家“一分为七”,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使总人口中的1%死亡、10%沦为难民,经济倒退了20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以合作代替对立、以协商代替争斗,特别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有效避免了政党相互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了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3.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鼓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参政议政、团结奋斗。这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有利于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西方的政党政治是“否决政治”,容易导致相互拆台、相互揭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国家机器低效运转、“治理瘫痪”。奥巴马一上台就提出要建设美国高铁,但是由于航空、公路等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两党为了选区利益达不成共识。8年过去了,美国的高铁项目还是空中楼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高铁建设通过集中全国的设备、资金和人才,短短数年时间便建成了纵横东西南北、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的高铁网,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这种高效组织、高效运转的体制优势在于:我国政党制度能够确保国家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能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地把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底,能够充分调动各种要素与资源,集中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4.有利于实现人民民主。在人权、民主问题上,西方国家往往采取双重标准。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被美国主流媒体称为“暴徒”。据《每日邮报》披露的数据,英国人口占不到世界人口的1%,但监控摄像头数量却占到世界总数的20%,达到了420万个,平均每个摄像头监控14个人,每人每天至少要走过300个监控摄像头的监控范围[13]。2016年,西方国家发生了3起政治事件,吸引了不少眼球。一起是美国的“民主之春”抗议示威活动。各地抗议者赶往国会山,抗议金钱操纵美国选举以及政府的不当行为,要求改善民主,结束金钱政治,保证公正选举。华盛顿警方抓捕了1 420人次的示威者。另一起是法国的“黑夜站立”社会运动。该运动源于针对法国政府新颁布的《劳动法》改革方案的抗议示威,后来逐步扩展至抗议选举制度、金融资本主义等,整个运动蔓延到法国70多个城市。还有一起是美国民主党“邮件门”事件。这起事件撕开了美国民主的面具,揭开了“纸牌屋”的秘密。最近,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和英国的“脱欧公投”暴露出西方多党制正遭遇信任危机。美国几乎所有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反对特朗普,但特朗普赢得了提名并在最后赢得了大选。一些西方国家选民参与投票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80%下降到21世纪初的60%。2012年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下来,萨科齐和奥朗德的得票率分别只有27%和28%。在第二轮投票中,法国选民只好在他们都不大喜欢的两个候选人中勉强选择。奥朗德执政以来,民调一路下跌,最近跌到4%,创历史最低。英国超过2/3的议员选择留在欧盟。而在英国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中,只有70%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2%的选民支持退欧。事实上,约占英国全体选民35%的民众就决定了英国这一重大事项,引发了英国社会内部的巨大争议。西方多党制不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也不能代表人类政治发展方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政党制度广泛开展政治协商,坚持有事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既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能够有效反映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能够找到符合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总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充分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未完待续

 

来源:党派纵横 杨卫敏 201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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